Peter Karoff：TPI创始人谈重塑慈善

作者：李颖生（ Helen Li ）

访谈背景

Peter Karoff是TPI的创始人，是美国慈善界的思想领袖。他在1989年创立的TPI（善启咨询公司）是业内第一家专业的慈善咨询公司，也因此开启了一个战略慈善的时代、开拓了一个慈善顾问的领域。1999年，在TPI成立10周年庆时，Peter写了一篇文章，预言接下来10年间（2000-2010)美国慈善事业的10大趋势。我在2010年，一一对照，发现全部命中。

2014年4月，在芝加哥举行的慈善咨询顾问年会（Advisors in Philanthropy）上，Peter做了题为Philanthropy Re-Imagined的主题演讲。这个演讲，超越了预言的范畴。Peter不但展望了未来的慈善事业，更是针对慈善家、捐赠人，给出了具体建议。与1999年专注于美国本土的预言不同，Peter的这次展望把慈善放在了全球的大背景和大趋势下，去重新定位慈善、慈善家的影响和意义。今日慈善势必需要突破过去慈善的束缚，需要用激情、责任、谦卑、勇气、智慧，去重新畅想，重新塑造。下面这篇文章是根据他的演讲手稿以及我在5月初对他的访谈整理而来。

未来50年影响世界和慈善的重大问题

重大人口变化：

家庭结构、教育、国际范围内的人口流动、新的海外聚居社区，一方面让原本的“地域”概念失去意义，另一方面重新定义大家习以为常的“社会规范”。 全球范围内将会有4500万难民。

权力失控：

无论是政府、企业、教会，还是公民社会组织、NGO、基金会，全球范围内的各种机构普遍面临着信任流失、尊重匮乏的问题，尤其是政府机构。20年前，德鲁克就已经指出，由于缺乏政治意愿，政府已经是大而不强，负累不堪，无力或不愿提供公众需要的公共服务。这样的情况下，公众对于政府日益缺乏信心和信赖，不满和不恭大幅滋生，自顾自利成为常态。

日益缺乏道德、文化和政治共融：

如果社会缺乏共融意识，很容易导致极端。而今美国和全球政治都处在常态化的僵局之中。世界秩序日益错综复杂，难以捉摸，难以预测。

财富集中与极度不公平：

无论是富豪熙熙的发达国家，还是新贵冉冉的发展中国家，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已经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如果不能公正、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健康稳定的经济环境无以为继。

探索自我和追寻意义：

日益自足和自主所带来的是日益增强的自我意识，个人越来越希望主宰自己的生活，发挥自己的潜力，追求幸福、有成就感的优质生活，在温饱之外，追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些力量，会带来积极的社会变化。这些变化，即使今天已经初见端倪，譬如全球范围内的女性运动和对性别平等问题的改善。而人口光谱两端的两个群体，也非常值得关注，因为他们正在积极参与社会创变－－他们是被称为“千禧代”的年轻人和被称为“老骥伏枥，壮志归来”的银发一代。

价值观转变：

John Gerzema在Spend Shif一书中指出，美国社会开始逐渐出现价值上的回归，人们逐渐从肆意消费，转而珍视传统价值观中的节俭、自制和社区合作。安永公司针对上百万人调查后发布的一份报告也证实了价值观的转变趋势：珍视“善良和共情“的人数上升了391%，“友爱”上升了148%，“社会责任”上升了63%。人本观念在回归市场，善良慷慨成为新商业模式的基础。企业、组织（包括公民社会组织）不再被视为冰冷机构，而是无数个人的集合体。在美国，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管理思潮，无不充满了“价值为基础”的新导向。

扁平互联的世界:  

这个世界日益要求快速反应、透明、高效，因此工业时代曾经十分有效的层级分明的组织结构和决策程序越来越无法适应。社会日益扁平化，社会网络中的各个节点网状互联。社会、组织、个人日益成为互联的整体，原有的行业、部门、组织孤岛逐渐被打碎，各自的角色和责任也重新组合和分配。而在这样的新世界里，关系与合作的重要性，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是更强了，因为当前的问题日趋复杂，单靠某个政府、某个组织、某个群体，已经完全无法独立解决，跨国、跨行业、跨部门协作日益成为常态。在这个背景下，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日益突出，个人逐渐成为社会网络以及协同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信息、技术和网络的发展更是加速了这一个转变。众包、众筹、公民创新，人和人的关系，也逐渐演变为群对群的关系。

 这个世界，你该怎么看？

前面所呈现的图景，可以说是忧喜参半，有混乱，有晦暗，也有希望，有达观。而这样的局面，也正是复杂多变的人类生命的本质。那么，你对此，是乐观，还是悲观？

对于未来世界，比尔·盖茨在2014年的年信中，这样写到：无论以哪种标准来衡量，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都强于以往任何时候。人们的寿命更长，身体更加健康；在过去的25年里，全球极端贫困率下降了一半；儿童死亡率也大幅降低；许多曾经的受援国家如今已经实现了自给自足。”  如果你对这个世界伤心失望，去读读盖茨的年信吧。

另一位慈善家杰夫·斯科尔也许不如盖茨乐观，可是他有和盖茨一样的雄心。他认为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威胁铺天盖地，而我们再不行动，就只能坐以待毙了，“要解决问题，时日无多，必须只争朝夕”。他发起成立了“斯科尔应对全球威胁基金会”（Skoll Global Threats Fund），致力于解决全球范围内的5大威胁：气候变化、中东和平、核武器、大规模流行疾病和水资源问题。

而另一方面，洛克菲勒基金会前总裁Peter Goldmark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大家习以为常的慈善，其实早就不适应当下的环境了， “最重要的力量是全球的，而我们的机构却只是面向国内；最重要的危机是长期的（全球气候变暖、能源危机、人口增长与资源渐匮），而我们的文化和机构却只专注于短期的结果。”  Peter Karoff说，很长时间来，对于这些全球力量，慈善界的普遍应对，要么视若无睹，要么“隔靴搔痒”。当下，正是我们重新反思，重塑慈善的时候了。

重塑慈善，捐赠人，你能做什么？

问自己

“如果你打算像斯科尔那样建立一个应对全球威胁的基金会，你最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这些宏大的问题，和你自己的价值观与激情，和你所在的社区，有怎样的关联？”

让资源发挥合力

不只是出钱。重新评估你的资源，包括你的社会资本，你的影响力。协调多方主体，以多种方式，实现共同的目标－－可以是参与“spend shift”的潮流，也可以是推动跨代参与的公民行动，还可以是通过公众对话，激励更多更广泛的人群，积极参与解决每个社区面临的棘手难题。金钱捐助固然很重要，可是，有很多意义，不需要金钱也可以实现；也有很多影响，即使有很多钱也实现不了。

放下自我，追求实质

长期以来，很多人做慈善只是为了让自己感觉更好，所以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避免那些要求虔诚付出的工作，或者那些要引发冲突或让人感觉不舒服的问题。可是，慈善有另一重使命，它需要我们去发现问题的实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惮威权，不惧艰难。要实现这样的结果，就必须学会与他人合作，与异己者共处。我还记得谈及此处，Peter脸上浮现出意味深长的笑容，“或许这是最难的部分。”

设立“大无畏基金”

在你的捐赠款中，专门拿出10%的资金，超越你的“捐赠舒适区”，去做一些大胆的、有风险的事情—去探索新想法，去支持社会创新，去推动倡导行为，用你的慧眼去发掘那些还没有显山露水的千里马。或许会失败，可是这些尝试，也可能会为你打开另一番天地。

宣扬善行，传播信任

每个人心中都有善意的火种。去发现身边的善行和社区的英雄，支持他们，宣扬他们，以此激励更多的人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不费分文，却可以让信任和善意燎原。这是比金钱本身还要珍贵的善。

实践“共创慈善”

所谓“共创慈善”，是指捐赠人/投资人，和受款对象/投资对象一起，共同创造问题解决方案。这种“共创”过程从本质上改变了慈善的“问责”。长期以来，慈善业的“问责”都是单向的，确切的说，是自上而下的。事实上，这极不公平、极不合理。最有问责权的应该是慈善所面向、所服务的社区。Bar Foundation的Melinda Marble说得很好，“处在问题中心的人们，也应该处在解决方案的核心地位”，换句话说，“慈善应该让那些原本没有话语权的人们发声。”  共创慈善需要参与的各方创建和维护一种平等、互重的伙伴关系。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无所不能。这个年代，孤胆英雄并不值得骄傲。发挥你的想像力，拆散思维的笆篱，拓宽合作的疆界，与他人共享资源，你会发现你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广博空间。

不要低估现实

福特基金会前副总裁Mike Sviridoff说过一句广为传播的话，“社会变化（不可能一蹴而就）最多也只能是循序渐进”。 的确如此，社会变化想要立竿见影，几乎不可能。说来简单，可是现实中，很多人却急功近利、南辕北辙。有的基金会对资助对象提出不现实的时间限制，有的用苛刻的评估程序限制资助对象。其实，每一种行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负面的影响，所谓“不作恶”更多的是一种愿望，而很难是一个现实。作为捐赠人，要对此有清晰的认识，然后努力地“少作恶”，尤其是在面对力量不均的对象时。

行使智慧慈善

智慧有三个要素：理解、反思、共情，缺一不可，智慧是“艺术”和“科学”的融合。但凡智慧，都有一个道德维度。而慈善，虽然是个人行为，可是它是在公共领域内的个人行为，所以必须得回答“遵循谁的道德标准”这个问题。 捐赠人要常常自问，“凭什么我可以这么做？” 仅仅是有钱，仅仅是以为自己在助人，并不能给你随心所欲行事的权力。行使智慧慈善，捐赠人需要常常把自己放在别人的角度，设身处地去看待问题，也在这样的过程中，学会更好地回答“我是谁”、“我要实现什么”这些重大的问题。

智慧慈善的另一个挑战是，如何有效地学习。“最佳实践”、他人和自己的经验固然有意义，可是要看到，这些经验都产生于特定的条件和情景下，当下以及未来的慈善环境，和过去已经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有很多前所未有过的未知和不确定，这样的情况下，生硬照搬经验，不是在学习，而是自我设限。千万不要说“我们试过了，不成”、“我们从来不这么做”。放下自己，放下从前，重塑慈善。

访谈后记

Peter在这里所折射的思想，也正是当前美国商业、政治、社会各界都在从各自的不同角度共同探讨的问题，有2个核心：

一是当下和未来的大环境，简单说就是VUCA时代－动荡(Volatility)、不确定(Uncertainty)、错综复杂(Complexity)、模糊(Ambiguity)。无论个人、组织还是整个系统，无论国度、种族，都处在这个环境下，回避不了。慈善也是一样。

二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从前的经验似乎失灵了，不创新是等死。在创新过程中，以解决问题为目标，重新审视商业模式，重新组合资源，重新树立优势习得技能，促进跨国、跨界、跨部门、跨代、跨人群的协作，成为了越来越受关注和认可的主题。且不说主流媒体、行业峰会中大量的探讨和宣传，仅从最近一年来所出版的畅销新书就足以窥斑见豹：The Solution Revolution: The Solution Revolution: How Business, Government, and Social Enterprises Are Teaming Up to Solve Society’s Toughest Problems（方案革命：商业、政府、社会企业如何共同解决最棘手的社会难题），The Purpose Economy: How Your Desire for Impact, Personal Growth and Community Is Changing the World（意义经济：对影响力、个人成长和社区的渴望如何改变世界），Conscious Capitalism: Liberating the Heroic Spirit of Business（自觉资本主义：释放商业的英雄情怀），Measuring and Improving Social Impacts: A Guide for Nonprofits, Companies, and Impact Investors（测量和提升社会影响力：给非营利机构、企业和影响力投资者的指南）。在第三部门，FSG、BridgeSpan、Stanford PACS等机构也在做类似的研究和思考，最近《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和《非营利季刊》中关于“适应性慈善”的讨论都反应了慈善领域对过去和现实的反思，以及未来的应对。

Peter一直跟我说，捐赠人、慈善家的路，是不断学习、不断突破的路。1989年，Peter创立TPI。在那之前，是一个人寿保险公司的销售顾问，同时他也担任着30余个非营利组织的理事。那个时代，捐赠人一般从律师和理财师那里获取捐赠意见，并没有系统去考虑“支持什么事业、捐给什么机构、达成什么结果”这一系列的问题。 TPI创立后，以研究和数据为基础，帮助捐赠人和基金会量身定制慈善计划，开启了“战略慈善”的一个新时代，这或许是行善中“科学”的一面。随后，在与捐赠人和慈善家更为密切的接触中，Peter越来越多地发现行善中极为“艺术”的一面，究竟是什么推动着捐赠人持续不断、乐此不疲地把财富散布出去，甚至不惜去挑战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是内心与激情。他提出了“捐赠人的行善曲线”。在这个曲线上，有6个阶段：捐款做善事、捐款开始更有规划、成为学习者、让自己的捐赠最大化、让自己的捐赠杠杆化、慈善涅槃。在我看来，全球化、资讯流通和技术发展，甚至让这个行善曲线也变得扁平，捐赠人不必经历一个完整的曲线，就可以让自己的慈善发挥前所未有的效应。Peter关于“重塑慈善”的倡议，更像是给捐赠人指点了一条迷津抵达涅槃的捷径。

在慈善行业里，Peter善于思考，却又不是学院派，所以，他的思想，在研究与实践中，达成了极好的平衡。而他恰好既爱好也擅长写作，因此让他的思想，可以在更光的范围内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他编辑过一本书《Just Money: A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Philanthropy》，汇集了11位声名显赫的基金会领导人对美国当代慈善的反思，提出了诸多令人深思的重大问题。这本书成书于2004年，可是书中描述的慈善背景，却与今日之中国有着诸多惊人的相似，对于致力于中国慈善的人而言，它无异于宽厚而坚实的巨人肩膀；Peter还写过一本书《The World We Want: New Dimensions in Philanthropy and Social Change》，如果说前面一本书聚焦于大型基金会和机构慈善，这本书则讲述个人的故事－他们如何开始，如何成长，有过哪些挣扎，学到了什么，改变了什么。故事主角覆盖面更广：慈善家、社会企业家、学者、社会活动家、非营利组织领导人，大多是行业里耳熟能详的名字：Melinda Marble, Steve Case, Peggy Dulany，Bill Drayton, Lucy Bernholz等等，探索的主题也更广：社会企业、社区动员、公民参与、慈善家个人成长、教育、全球慈善等。

不要忘了，Peter还是个诗人。除了诗人的情怀，他的文字，常有诗歌的跳跃、丰富和凝练，有时候一遍一遍之后方才恍然。一如他的谈话，那浓缩的洞见，常常会在聊天许久之后，才慢慢化开来；而他总是那样从容、淡定。有人曾问德鲁克，为什么你总是能准确地预见？德鲁克答，我并没有预见，我只是望向窗外，看到了已经发生的未来。我在想，Peter亦是如此吧。所以，且让我们借了他的视线，去看未来吧。有师如此，既是幸运，也是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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