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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Philanthropy in India Is Taking Its Own Route ，沃顿知识在线
译者：Gravity
2013年3月，印度似乎吹起一阵慈善风：威普罗 （Wipro）公司总裁阿奇姆•普莱姆基（Azim Premji），成为印度第一位 “捐赠誓言”（Giving Pledge）的签署人，承诺将身后大部分财富捐赠给慈善事业（截至2013年8月，全球已有114位个人及家庭签署了捐赠誓言）。 硕霸集团（Sobha Group）创始人梅农（P.N.C. Menon)也允诺，将自己一半的财富献给慈善事业。在孟买，印度Dasra基金会 组织的“慈善周”召集一些关键参与者，共同讨论印度慈善捐赠规划。在讨论关键主题中，他们顿悟到：印度必须探索出一条自主发展之路，以鼓励印度公民和企业为社会福祉捐献金钱与时间。
普莱姆基已经将自己在威普罗12.5%的股份（价值22亿美元）转让至阿兹姆•普雷姆吉基金。
紧随其后的慈善家是总部位于迪拜的P.N.C. 梅农，这位企业家1976年创立室内装饰公司，现已成功发展为包括建筑、工程和信息技术等产业的大型联合企业。梅农在发表捐赠承诺后对阿拉伯商业周刊表示，他并不赞同将所有创造的财富给予家庭，财富的很大一部分应回馈给社会。梅农决定将自己50%的财富献给社会。
有些人认为，尽管梅农的6亿美元财富和其他富豪相比不算大，但是他的姿态比巴菲特更意味深长。因为梅农原本是可以将整个财富给予家庭的，而巴菲特并不能。美国的遗产税税率高达40%，但印度和中国这些国家并没有这些规定。（印度在1985年废止了遗产税，而现在印度财政部长力主重新引入遗产税。）
Dasra组织的慈善周正巧夹在普雷姆吉和梅农发表宣言日期的中间。 慈善周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公告，而大家也并没有对此有所期待。 Dasra的印度慈善论坛主席Radhika Nayar说，“通过慈善周，Dasra构建了一个平台，汇聚了多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包括社会企业家、家族和企业基金会、企业、影响力投资者、政府领导以及慈善家等，大家一起学习解决印度社会挑战最有效的方式，并开始了彼此之间的重要合作。”
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是未来发展之路吗？
目前，政府提议强制企业将2%净利润用于企业社会责任，这引发了激烈的辩论。这项提议是《公司法》的一部分，已由下议院通过，正等待元老团同意。
慈善周开始前一个月， NGO先锋组织“儿童权利和你”（CRY，Child Rights and You）就企业责任，在孟买举办了一次峰会，旨在“汇集企业责任辩论关键之声，促使利益相关者增加共识”。CRY并没有参与辩论，而是扮演了组织和协调的外围角色，这也是这个NGO在追求其使命和参与社会责任中进行的新尝试。
峰会上辩论很热烈，但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似乎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目前连最基本的问题 “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也似乎难以回答。 Bhaskar Chatterjee是印度企业事务研究院院长兼首席执行官, 印度企业事务部责成该机构为企业社会责任做一个清楚定义。 Chatterjee先生说，“这场辩论来来回回，讨论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各种定义，拖得太长太久了。公司法中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条款力图创造一个有利的催化环境，让企业能自主地进行全盘考虑，决定其企业社会责任举措，从而充分发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商业智慧。”
阿奇姆•普莱姆基基金会联合总裁Dileep Rangekar支持社会企业责任的限制性条款，他认为“当组织与个人无法自愿行事时，国家可以干预。从长远来看，只要不是胁迫，专门留出一定比例的利润用于社会福祉将会是有意义的。”
但是，致力于解决印度水和卫生问题的Arghyam基金会的慈善家兼主席Rohini Nilekan表示，她从一开始便反对2%的规定，她认为政府不应该将政府治理进行外包。其次，如果使其具有强制性，这将约束企业社会责任，最终未必能产生最好的结果。但是，她也说，“而现在既然已经这样决定了，我们只能尽力而为了。”
瓦迪瓦尼基金会（Wadhwani Foundation）主席兼首席执行官Ajay Kela也持反对意见，他说，慈善源自内心，发于热情，他质疑被迫的慈善会有效。此外，强制的企业社会责任还有另一个缺点，宝贵的企业资源很可能被消耗在遵从和记录规则上，而不是真正用于有利于社会的活动。
谈及具体实施，Arghyam基金会的Nilekani建议，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规定应该聚焦在在企业营业范围之内，责成企业为其制造的问题承担责任，譬如水资源污染。如果自身还在不断产生问题，对外做慈善便毫无意义。
在CRY峰会上，除了关于2%对策的讨论，还邀请John Elkington也做了精彩演讲。Elkinton是英国作家、思想家，同时也是“三重底线”这个术语的创造者——三重底线指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应该同时追求财务、社会和环境这三个目标。 Elkington说，印度有一些非常杰出的公司在做着伟大的事情，可是很多公司还没有意识到环境可持续发展在企业社会责任中的重要性，即使是塔塔公司（Tatas）这样的企业也也表现出忽略环境考虑的倾向。
印度企业自身对于环境问题才刚有点朦胧意识，而不断增加的抗议团体则给了他们当头一击。这些年，因为具有改革意识的联邦环境部长们，这些抗议团体变得更敢为。最近，对于环境的担忧已经影响到印度国内几个主要的项目。印度时报报道，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已将“环境清白”称为最新的“准可证”。与此同时，印度最高法院宣布对包括果阿邦在内一些地区禁止采矿。
印度斯坦建筑公司开发的巨型城镇项目Lavasa由于环境问题正遇到麻烦。同时，环保人士已在奥里萨邦成功阻止了韩国公司Posco价值120亿美元的钢铁项目。同样在奥里萨邦，据说由于矿山位于部落宗教圣地，在英国上市的吠檀多铝（Vedanta Aluminum）也陷入僵持。在孟买，建设第二个机场的项目已经提出20年了，虽然官方已经裁定机场计划不大可能影响到火烈鸟及其他周边野生物的生存环境，但是由于涉及（濒危的）红树林，现在该项目依然处于中断状态。
近距离看捐赠
所有这些发展均与慈善相关，而它们在诸多方面却鲜有共同，这为我们在预测这些问题的发展方向上提供了范例。
从表面上看，印度似乎是个吝啬的国家。它在全球捐赠指数排名中位列133，在南亚区域内是最差的，甚至连孟加拉国（109名）和尼泊尔（115名）都没赶上。盖茨和巴菲特近来也访问印度，推动“捐赠誓言”，鼓励印度富人更多捐赠。印度人态度很友善，行动支持却很少。根据贝恩咨询公司关于印度慈善情况的报告，在印度，私人慈善捐款仅占GDP的0.4%，而英国与美国的同类数据则分别为1.3%和2.2%。
而实际上，在印度，捐款是很普通的事，无论是帮助你的邻居，还是捐资给寺院。宗教捐赠在印度非常普及。 全球最富有的庙宇位于安德拉邦的蒂鲁帕蒂庙，如今由政府任命的信托基金Tirumala Tirupati Devasthanams (TTD)照管。只有梵蒂冈比它更富有了。蒂鲁帕蒂庙是全球被访问最多的宗教胜地，在特殊节日里朝圣者高达50万人次。他们中许多人将小黄金饰品作为捐赠物。据悉，2011年2月，TTD在黄金账户上存入 了1175公斤黄金，若以美元现值计，价值约6400万美元，它们都来自信徒的小型捐赠。而像印度酒业大亨维贾伊·马尔雅（Vijay Mallya）最近在57岁生日上捐赠的3公斤黄金根本不在小型捐赠之列。
Dasra合作者、英国基洼信托基金（Kiawah Trust）的Lynne Smitham说，不分历史和地域，宗教一直是慈善的一个巨大驱动力。庙宇和教堂都被认为是可靠与仁慈的。而Dasra主席则表示，印度人对寺庙捐赠非常可观，但是这种捐赠是有特定诉求的、短期的，更重要的是，它并不考虑影响力。
道拉布吉信托基金会（Sir Dorabji Tata Trust）的项目官员Poornima Dore先生不赞同印度慈善文化较弱这种看法。他认为，宗教性捐赠有可能是最大的组成部分，但是宗教以外的捐赠也不少。比如他所在的基金会，已经运行了75年，便能充分证明印度拥有浓厚的慈善文化，而且以有组织者的方式进行慈善活动。塔塔产业涉及的慈善事业遍及医院、高等教育、体育和文化等各个角落。塔塔的慈善信托拥有塔塔之子（Tata Sons）66%的股份（塔塔之子是市值1000亿美元的塔塔集团的控股公司）。而《印度商业》出版商及Dasra研讨会参与者Ashok Advani在署名评论中表示，“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家的富人们一直都在努力捐赠。不管它叫seva, daan, zakat, charity 还是philanthropy，捐赠早已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尽管当前的辩论主要集中在为印度寻找最合适的慈善模式上，其他辩题也在寻求关注。最终结果是，当谈论企业社会责任与影响力捐赠的冲突，或者救济性慈善与慈善资本主义的角逐，参与者们仍然感觉困惑。那么这个高调的慈善周到底收获了什么？Dasra主席Nayar强调，慈善周召集了超过500位利益相关者，Dasra散播了知识，促进了讨论，并产生了重要合作伙伴，目的是激励参与者之间的合作。
在Dore看来，你很难去衡量某一个单独事件是否成功，反正他自己并不打算这样做，因为慈善周仅仅是一周的活动而已。而对慈善周的合办方Smitham而言，慈善周这个活动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一周，围绕印度社会问题，举行了很多非常重要、中肯和紧急的会议，同时也为寻求在有效解决方案创造了很多倾听、学习并交流意见的机会。
来自Wadhwani基金会的Kela表示，像慈善周这样的活动是帮助印度提高对慈善事业认知的一个绝佳平台。他认为，除对庙宇进行捐赠以外，印度的慈善文化并不浓厚。因此，进行倡导和提高认知是件好事。同时，印度有成千上万低绩效和低影响力的非营利组织。以系统的手段来解决影响力的问题同样非常受欢迎。
有些人相信，如Darsa和CRY这样的活动能对建立成功的慈善模式产生积极影响。Kela表示，印度的慈善文化或者慈善模式似乎并没达到国家层面。她相信，与其做无谓的重复劳动，印度应该看到全球成功的模式并灵活运用以适应印度自身的需求和税制结构。同样，印度还应该从他国失败教训中汲取经验，而非重复相同错误。
Nilekani对此补充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出于同理心，人们会把慈善一直做下去。 当你看到别人有需要时，你会伸出援助之手。这是件值得赞美的事。可是，随着社会日趋全球化和现代化，也因为受到西方模式的启发，新的财富创造方式会召唤新的慈善模式与之适应。新富们会参与新的社会议题，会试图以更系统的视角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正走在一条探索新模式的道路上，对此，我好不惊讶。”
最后，道拉布吉信托基金会的Dore说，正如西方模式有其自身价值，印度模式亦如此。与其辩论模式，我们更应该将焦点放在慈善如何真正触及最边缘的人群，或者解决最紧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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