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颖生( Helen Li )
一封邮件带来355万美元
加力·陶比斯(Gary Taubes)是个很受欢迎的作家,他的专长在食品领域。2年前,在一篇文章里,他写道,目前关于肥胖的科学要么漏洞百出,要么完全不具说服性,现在需要的是系统的实验,来回答关于我们的身体如何处理食物的一些关键问题。 有一天,他收到一封5行字的电子邮件,称“以我对营养学的粗浅了解,我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 他在邮件中解释他在运作一个基金会,专注于公共政策。邮件署名很简单,John.
陶比斯注意到邮件发送者全名是约翰·阿诺德(John Arnold)。Google一查,原来这个人是原安然公司的天然气期货神童交易员,后来成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这个基金相当低调,即使在它的本部休斯顿也没多少人知道,更不要说全国了,可是在对冲基金的圈子里,它却因为其巨额收益堪称传奇。
陶比斯把邮件转发给了彼得·阿蒂亚(Peter Attia)。阿蒂亚是医学博士,和陶比斯一起成立了一个专事营养学研究的非营利机构。 阿蒂亚打电话约见阿诺德,得到的回复是:“先给我们这个领域内20个顶级专家的名字,这其中要有一半人认为你脑子坏掉了。” 几周后,阿蒂亚和阿诺德会见。谈话之间,显然阿诺德和他的员工,至少已经和阿蒂亚供的清单里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专家通过话了。 而另一点很明确的是,对于启动一项全面的营养学研究,阿诺德不是在开玩笑。他显然是非常认真的,而且他的抱负也很高:如果把所有最好的最聪明的食品科学家聚集起来,给他们提供所有需要的资源,他们能实现什么?
从那封简单的邮件开始,陶比斯和阿蒂亚完全没有想到的是,目前阿诺德基金会投入355万美元,支持阿蒂亚的营养学研究项目。
从神童交易员到特立独行的慈善家
阿诺德,在过去10年间,积累了40亿美元财富。这期间,在华尔街,超越这个收益的人,屈指可数。1996年阿诺德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了安然公司。5年后他就成为了全公司薪水最高的员工,2001年他的奖金提成就高达8百万美元。 所有提到阿诺德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用一个词来形容他,“聪明绝顶”。 此外,阿诺德在圈内也以“对天气规律和油气管道研究得细致入微“而著称,人们也熟知他从不惮于基于自己的研究,对天然气价格走向押下巨额赌注。Arnold最具传奇的交易之一是2005年卡特琳娜飓风之后,对手Amaranth Advisors押巨资判定由于更多风暴即将发生,所以天然气价格将高涨;Arnold做了相反的判断。这一单为阿诺德赢取了1亿美金的收益,而Amaranth却垮掉了。 2012年10月,阿诺德选择了退休,开始了他的新事业—慈善。这一年他38岁。虽然那时候他还没有宣布,但已经决定要把几乎所有的财富全部用在慈善事业上。 在美国历史上,白手起家积累了如此巨额的财富,而又在如此年轻就全力投身于慈善的人,阿诺德是第一个。
与阿诺德并肩的,是他的妻子劳拉(Laura)。劳拉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先后担任公司法律顾问和某石油上市公司的法律总理事。 现在两人共同成立了劳拉及约翰·阿诺德基金会(Laura and John Arnold Foundation)。 和很多在科技和金融领域里出世的新慈善家们一样,他们选择了和前辈们不同的行善方式。 传统的慈善家们,喜欢把钱捐给自己生命历程中的一部分—上过的学校,待过的医院;或者是所在社区里紧急的需要—诸如饥饿和教育。 而阿诺德夫妇,不按常理出牌,而且似乎比同辈的新慈善家们来得更为彻底。
在行善之初,阿诺德夫妇就已经决定,他们不会选择枝头低挂、顺手可摘的果实。他们希望专注于引发了“道德缺陷”的社会问题,利用他们的资源,对公共政策和解决方案产生影响。用约翰·阿诺德的话说,就是“寻找有高杠杆效应的机会”。 于是,他们选择了几个相当宏大的领域:解决肥胖问题、K-12教育、刑事司法改革。 同样的,他们的手法,也迥异与前辈。他们强调数据和研究,追求客观结果。这显然与阿诺德的操盘经历有关系—他们将花大量时间,做研究,评估信息,然后押几个大级别的宝,虽然这意味着很大的风险。 阿诺德说,很多基金会不愿意选择风险,因为他们只希望证明自己的成功。阿诺德基金会希望去探索政府不可能去证实的领域,或者企业因为看不到快速回报而不愿意去投入的领域。他们知道阿诺德基金会的很多项目,不过不是大部分的话,都会失败,或者无疾而终,“但是如果你不愿意承担风险,那么最终的结果将非常有限。”他们聘请了新泽西州前任检察长安妮·米尔格莱姆(Anne Milgram)主导刑事司法改革项目。米尔格莱姆用”Moneyball”来描述阿诺德基金会的模式。如果你看过《点球成金》这部电影,你一定熟悉在美国职业棒球联赛中,奥克兰运动家队如何通过数据建模研究分析,以小博大,战胜了薪水预算是其3倍之多的财大气粗的明星球队。
阿诺德模式
简单的说,阿诺德模式,和前面提到的“点球成金”类似,就是将资源集中在有希望产生重大解决方案的研究上,以期对根本性问题产生实质影响。
去年(2012)阿诺德夫妇承诺捐赠的总额达到了4.23亿美元,在去年美国捐赠排行榜上位居第三,仅次于巴菲特和马克·扎克伯格夫妇。阿诺德基金会目前进行的重要项目之一就是对刑事司法改革的研究。其中一项进展是通过对150万个案例进行数据分析,米尔格莱姆和她的团队为法官们设计了一个风险评估工具,今年将在3个司法辖区试用,这个工具能减少司法程序中的不公正,同时大幅降低审前羁押的费用。
除了以小博大,阿诺德模式的另一个特征是系统化和数据导向捐赠思维,这可以从他们对休斯敦食品银行的资助上窥斑见豹。
美国的食品银行(Food Bank)是美国非营利机构中对低收入人群进行救助的一个重要机构。它接受个人、企业(尤其是超市和餐饮行业)捐赠的食品,分拣包装以后,免费发放给需要救济的群体。 有时候他们也会定向采购需要的食品。 占地近28,000平米的休斯敦食品银行,是全美最大的食品银行。 阿诺德夫妇向他们捐赠了1000万美金,用于扩建仓库。
食品银行可以说是最老式、最传统的救济式行善方式了,表面看来,这似乎与阿诺德夫妇的捐赠哲学相距甚远。 事实上,阿诺德基金会在捐赠时,就已经明确表示,其真正兴趣并不止于帮助食品银行提高效率。据食品银行的经理布莱恩·格里(Brian Greene)介绍,阿诺德夫妇是被食品银行的数据吸引了。 这些数据表明,领取食品的大部分人并非穷得揭不开锅了,相反,这些人大多有家可归,有屋可居,可是在当前的经济萧条中,他们宁可花钱付房租而不是买食品。所以,表面看来,食品和饥饿是最直接的问题,但其背后是更深层的原因,譬如失业、慢性健康问题等,而食品银行并没有处理这些问题。
阿诺德敦促格里去思考,如何能够最大化利用休斯敦食品银行的分发网络,向低收入人群交付其它服务。 在分发食品的同时,能不能同时进行职业技能和财务知识的培训?能不能进行2型糖尿病的排查,帮助他们控制糖尿病?
阿诺德的这些问题,不是没有道理的。全美国共有200个食品银行,与61,000个机构合作,把食品分发到社区层次(好比中国的街道层次),每年触及的人群达到3700万人。 当格里把这些问题提交给其总部“供养美国”(Feeding America)的领导们时,这让他们非常兴奋。“供养美国”的开发总监毛拉·达利(Maura Daly),说,“有人提出这些问题,对我们而言,简直就像梦想成真。我们不是没想过这些问题,我们自己也知道单靠分发救济食品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可是,大多数捐赠人对于在更高层面上解决问题兴趣寡然。”
就食品银行而言,阿诺德夫妇目前所做的,是资助一项评估:哪些机构在这个系统中最有效,哪些机构的结果可以规模化?把食品分发和职业培训服务关联起来的想法,真的可行吗?达利坦言,他们目前也没有答案,可是重要的是,“阿诺德夫妇敢于大胆构想。”
如果你感觉刑事司法和食品银行距离中国实践有点远,或许可以看看阿诺德基金会资助建立的“捐赠图书馆”。 这个在线图书馆面向慈善家和捐赠者,收集了数百个非营利机构的信息,分属于司法公正、健康、教育、环境、人道救助几大类别。他们统一制作视频,让非营利机构就10个问题简短作答。捐赠者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对自己所关注的领域有所了解,锁定一些愿意支持的非营利机构。“图书馆”还设立了沟通渠道,捐赠者可以向有意向的非营利机构匿名提问,免除被“追捐”的顾虑。
虽然目前“捐赠图书馆”的“馆藏”还很有限,收录的机构大多规模不大。 可是,国内的非营利机构,也许能在各自相关的领域内,找到一些对标项目和对标机构,或者在测量指标上获取一些启示。 另外,这个图书馆的视频,对于非营利机构还有一个隐藏的福利—可以通过观察不同机构对同样问题的回答,发现和学习有效沟通和无效沟通的区别。
阿诺德模式并非人见人爱
阿诺德模式听起来似乎不错,可是在慈善界里,其实还不算普遍。
且不说仍然有很多慈善家们希望实现看得到的改变,这些愿望直接体现在让多少人有饭吃,让多少人有书读,更是有很多慈善家热衷于慈善,是因为行善带给他们的情感触动,这些感动也许来自访问他们所资助的新学校,也许来自阅读他们所资助的非营利机构的动人年报。 阿诺德模式没有这些要素,而且他们所选择的领域,也许很长时间内都看不到结果。 John和Laura对此有充分的估计,除了财富,他们已经准备好足够的耐心。当然,不是每个亿万富翁都能像他们那样奢侈地拥有40年时间去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
同时,当他们希望促进公共政策的改变时,势必触动一些人的利益。在休斯敦的公立学校体系中,由于他们所推动的养老金改革和对教师实行更严格的评估,阿诺德夫妇被视为第一号公众敌人。盖尔·法伦(Gayle Fallon)是休斯敦教师联合会的主席,他认为阿诺德夫妇对数据的狂热是一种误导,”并不是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测量的“。
阿诺德夫妇在BridgeSpan公益咨询公司制作的采访中这样解释他们的行善理念,原来一切都源于挫败感:
“我们最先开始的领域是教育。这似乎是个很自然的选择。 我们都来自于普通中产家庭,中学都在公立学校。我们深知公立教育的价值和重要性。 刚开始,我们觉得支持教育很简单。 我们选择那些干得不错的非营利机构,资助他们扩大规模。这种感觉很不错,觉得自己向社会做了一些回报。但是,当我们介入越深,了解越多,就越发意识到,如果事情真那么简单,这些问题早就该解决了。我们开始质疑我们的捐助究竟起到了什么效果。 最初的自足被挫败感取代了。我们开始认识到,如果继续以同样的方式行善,我们什么都实现不了。 所以,我们决定退一步,做研究,了解问题的症结,然后集中资源去解决根本的问题。”
阿诺德夫妇的公开信
读过这篇文章,或许你会认为阿诺德是个腰缠亿万只看数据的冷酷家伙,其实不然。早在他退休之前,他早就作为志愿者,服务于多个教育相关的非营利机构,为人低调,从不张扬。下面是阿诺德夫妇在“捐赠誓言”( Giving Pledge)上的公开信,从这封信中,我们应该更清楚地了解这对年轻夫妇的财富观和慈善观:
“对于我们的今天的财富,我们既觉得难以置信,又感觉令人谦卑,我们从来没有梦想过有一天能到达今天的境地。我们的背景和很多美国人差不多。 我们俩都成长于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家庭教育一直强调价值观、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我们中学都在公立学校就读,上了私立大学也一直通过打工支持学业。当然,我们也曾希望有一天能变得“富有”,就像所有年轻人希望那样想什么就可以有什么。出乎意料的,我们今天真的“富有”了。我们拥有的财富,已经超出了照料家庭、养育孩子以及提供舒适生活方式的需要。
我们深深感恩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給予我们的种种机会,感恩所在的社会经济环境能让我们充分地利用这些机会。我们感觉我们有责任让其它人也拥有这样的机会。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财富,它本身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工具,让我们可以用来实现积极的变革。为此,我们已经将相当大一部分资产捐赠建立劳拉和约翰阿诺德基金会,而且在有生之年会继续此行。我们身故之后,绝大部分资产将遗赠给基金会。
在基金会,我们专注于如下领域:(1)慈善投资可以促成产生从长远上可以自我持续的解决方案的领域;(2)我们可以让相对小金额的投资实现高杠杆效应,对社会福祉产生重大影响的领域;(3)由于市场失效、缺乏信息或者其它原因,不能依赖市场产生最佳结果的领域。 这些基本原则已经引导我们在好几个领域进行了投资,譬如教育改革、医疗保健、社会服务和社会公正。
我们能在生命中相对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这样一项重要的使命,为此我们深感幸运,同时也感觉时不我待。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把我们大部分财富、时间和资源投入到慈善中,我们全心准备在有生之年实现具有变革意义的结果。再也没有什么工作比它更有意义,也没有什么使命比它更伟大。 想要让世界有所不同,就该从现在开始。”
注:本文根据2013年5月17日发表于华尔街日报的《The New Science Behind Philanthropy》一文改写,并进行了背景补充和资源延伸。 参考资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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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en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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